一九八一年我剛出生,而現在已經是二十一世紀了。我卻在這個時候才開始度過我的八○年代。在這個已經沒有所謂的黨外雜誌,校園中沒有被認為有正當性目的的學運,甚且不再籠罩著一股革命理想的時代。現在的年輕人不再懷抱著理想要求國民黨政權趕快垮台,不再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飽受牢獄之災的黨外人士身上,這個時代找不到理想。
Kurt Cobain自殺的時候我十三歲,野百合的時候我才九歲。
八○年代之於我有如幽靈一般,是一種渴望與需索。然而我永遠無法明瞭存在於我心中的到底是不是那個年代的精神,不斷再現的過程中是不是已經產生質變。對更多人而言,八○年代是一種理想的表徵,是一個在體制下仍隱含著眾聲喧嘩的年代。
台灣社會似乎已經遠離了八○年代而行,就像歐美也不再談woodstock。這似乎是一種必然的發展。然而他的精神卻有如龐貝城般的保存了下來,也許是留給我們這群來不及躬逢其盛的人去追索,如果你要的話。
我在這個時候才開始過我的八○年代。在這個已經不該再看鱷魚手記、蒙馬特遺書的年歲,我才捕捉到那種精神。沒有經歷過對billboard的迷戀,沒有黑膠,沒有余光,沒有翻版卡帶。我在大學時期才第一次接觸馬克斯,甚至在研究所時才被共產宣言所感動。而第一次認真聽 Pink Floyd、Rolling Stones、Bob Dylan更是已經脫離了學生時代。
音樂與時代與理想。我不停地在其中跳躍,卻老是慢了一步。當我試圖浸淫其中的時候,這些東西卻早已經被解構。
也許可以這麼認為,在理想消逝的年代聽這些東西才能真正欣賞音樂本身。但我寧可認為這不僅是聽覺上的感動,更是對那段充滿熱血理想與衝動時代的緬懷,雖然我們都沒有經歷過。
我現在才開始聽Tom Waits、New Order、My Bloody Valentine、Sonic Youth、Suzanne Vega…
我現在才在過八○年代。並且希望它在某種意義上永遠不要落幕。